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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感悟6篇
试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摘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和历史新时期，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了一条振兴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和道路。实践表明，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也不可能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同时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导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正确道路，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同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也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新的更大辉煌。
关键词：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根据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前提。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涵盖很多内容，党的十五大把这一理论体系称之为邓小平理论，并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不仅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而且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并具体的表述。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是多重的，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和基本目标，但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因为只有搞好经济建设，整个现代化建设才能有物质基础上的保证。另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关键。历史和现实都业已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关键是它的经济实力。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本质特征。在现阶段，虽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可以鼓励并支持多种所有制形式，也就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3．坚持解放思想和推进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法宝。解放思想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必须立足总结党治国理政取得的丰富经验和理论成果，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发展的大好局面。坚持解放思想和推进改革开放，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思想上更加清醒、政治上更加坚定、作风上更加务实，才能不断推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进程。
4．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坚持的根本指针。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顺应世界潮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及科学内涵，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各方面的工作中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指针。
5．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社会，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体现为目标和过程的统一。作为目标，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同人类孜孜以求的远大理想相一致的；
但作为过程，构建和谐社会是分阶段的、有层次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清醒地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和逐步实现的持续过程，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相信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必定走向新的更大辉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是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这次大会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一个重大的科学理论命题。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我们党长期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带领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精神，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党的建设等方面坚持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集中表现了在理论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它第一次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么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根本保证。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引下，使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践表明，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也不可能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统一思想，使其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念，转化为指导我们改造世界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和行为准则，把这一成果贯彻落实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总结前人和别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具有旺盛活力和广阔前景的，是确保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必然要求，同时也决定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才能指导中国健康平稳的向前发展。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空前沉重。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都一次次失败了。之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试图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却没有走通。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才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因为，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指望照搬书本、照搬外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必须从我们自己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开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道路。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和历史新时期，通过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了一条振兴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和道路。这是一条逐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的幸福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了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通过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所以这些，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都是在脚踏实地地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同时，也要看到，由于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基本国情又决定了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必然会具有更多的中国特色。
实践证明，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能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万众一心地创造自己美好生活；
才能保证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社会和谐，使社会主义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才能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比以前深刻得多了，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地和坚定地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和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的完善，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基础上的，决定和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 王秀云著：《社会主义三次历史性飞跃新论》，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
[2] 冯秀珍著：《社会主义发展史纲》，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3] 王鑫著：《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 叶笃初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读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
论文题目
网络频曝官员腐败
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姓名：
学号：
专业：
网络频曝官员腐败
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不仅在传播知识、文化等方面起到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利用网络监督政府也成当今人民参与国家反腐的一种途径。然而，频繁的爆出腐败官员，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本文主要通过网络反腐事件，引出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重点出现的问题的思考。通过自己所学和所查阅的资料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一些建议。
一、背景介绍
自从2008年，网络曝光“天价烟”开始，网络曝光官员腐败的现象逐渐增多，作用也在逐渐增强。2008年12月，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发表“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的言论，引来人肉搜索。网友发现其开会时抽天价烟。周久耕被调查，移送司法机关，因受贿罪被判11年。2009年网络曝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牛团长夫人”于富琴，公车私用旅游，手摸千年壁画，只因19岁讲解员出言制止，便连扇讲解员两个耳光被网络曝光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221团党委常委、副团长陈伟及其妻221团医院党支部书记于富琴均遭免职。以及2010年性爱日记；
2011年微博开房。2012年，曾轰动网络一时的“表哥”杨达才存款涉及20多家银行。在这事件未平息之时，又一位“人民公仆”雷政富网友赐名未“雷公”的不雅视频曝光后，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网络反腐行动。
据截至12月10日的公开报道，新华新闻报整理了5年来的39个网络反腐典型案例。其中，2008年2例，2009年3例，2010年7例，2011年8例，2012年19例。数据显示，利用网络手段反映官员腐败的现象逐年递增。而39个案例中，除1起涉及中国红十字会（即郭美美事件），其他涉及1名副部级官员，12名厅局级官员，19名处级官员，13名科级及以下干部。
中国贪官为啥里屡禁不止？中国的贪官隐藏在角角落落里到底还有多少？老百姓说：中国贪官就像水中的葫芦按下一个起来一个，这句话的寓意说明了什么？双轨落马的腐败官员已成蜂拥而起之势，是什么力量在纵容他们无视国法？
二、本质原因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3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和组织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我国经济和综合国力都取得了举世属目的伟大成就。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似乎部分官员经受不住金钱美色带来的诱惑，思想逐渐被腐朽的东西腐蚀。而越禁越多的腐败现象，从另一方面折射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未能有效的实施。
作为一名研究生，特别是一名研究生党员，关心关心国家大事、关注民生生活，是我辈应有的责任。我们虽未走出校园，但我们可以通过报刊，文献，网络等途径了解国家大事。所以就本人在考研期间所学有限的政治知识以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的情况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出现的问题以及一些思考。
三、问题思考和建议
1、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重点要解决哪些问题？
1）、满足民权的需要，解决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民权的需要既包括民生权的需要又包括民主权的需要。所谓民生权，就是保障老百姓民生所需的一般性的公共需求的权利。这些权利大致包括：住房权、上学权、治病权、最低生活保障权、就业和收入保障权、财产保障权、贫困救济权、养老权、环保权、治安权等。有了这些权利的保障，老百姓的生存就有了基本的依托。所谓民主权，就是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的一般性权利。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政治体制的根本性质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总目标。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切切实实地落实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各项民生权和民主权。其中民生权的保障尤为基础。实现和保障群众的民生权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满足了群众这些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和平衡社会资源因市场机制导致的分配不公的问题，人民群众就会拥护党和政府。
2、实现有效执政，满足可持续发展和民权需要的问题
是党政分开还是党政合一，是分权还是集权，这些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国家政体的阶级性质，但可以决定国家权力配置的效率。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经验证明，无论实行什么类型的执政制度，无论是分权还是集权，实现政府的有效性对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影响极大。一个有效政府能够做到为社会建立基本的法制基础，保持非扭曲的政策环境和宏观经济稳定，投资于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保护承受力差的弱势阶层和生态环境，最为根本的就是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供给，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因此，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权需要的满足，是党能否实现有效执政的最根本体现。这也就是党中央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科学发展的核心要义。经济发展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和更有尊严的生活。
3、坚决依法治官，遏制并解决腐败的蔓延和社会化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总工程师邓小平曾说过：中国要乱也是乱在党内。因此要实现有效执政必须搞好党的执政建设。它包含两大政治关系：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和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党的执政建设不仅要把国家政权组织的功能行为纳入执政党建设的视野，而且要把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以及社会自治等社会组织的功能行为纳入执政党建设的视野，从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发展的一般经验来看，实现党的有效执政关键要解决好“依法治官”的问题。经验证明，同样在一种制度和政策框架下，为什么有的地方发展卓越，有的地方变化不大，甚至发生倒退，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的领导者或执政者的素质和做官品格以及那些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的领导者，那些想方设法为老百姓谋福利的领导者，那些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以民主和法治实现执政方式转型的领导者，其领导的那个地方的现代化事业一定蒸蒸日上。反之，那个地方党的事业和老百姓就会遭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党，依法治党首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必须借助民主法治，以民主监督制度和科学监管制度解决治官的问题。
2、鉴于这些问题以我有限的知识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做如下建议
1）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志，才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是党和国家领导决策层来决定并推动的重大问题，没有党和国家领导决策层的统一意志和主动意识，改革是落实不到行动上的。特别是在涉及政治体制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上，下面是无权改、不敢改、改不动。
2）党和国家已经提出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但其中的很多内容还比较原则化，指导改革深入推进的具体的思路、方法、步骤还不够明确。特别在地方，即使想对地方政治体制进行适当的改革也比较困难，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政策可以依据。
3） 自上而下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求稳怕乱的思想，人们对现行政治体制中的弊病和问题及其危害虽有认识，但是担心失误，怕犯错误。也有很多人对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强烈的紧迫感，对在当前形势下能否搞好改革缺乏信心和勇气。
4） 就是现行政治体制中的一些弊病和问题，客观上给那些隐藏在权力机构中的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提供了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和小团体谋获私利的条件，或者说给他们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体制弊端和权力弊病，这些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是不想改、不愿改、不让改。
四、总结
总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重道远，我们应继续坚持和完善党的十八大胡锦涛指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确立的基本思路，并结合当前实际和长远发展需要，制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中期和远期指导纲要及推进计划，作出更加明确具体的分步走的全局部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
一、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到实践
1、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
1516年，英国国会议员托马斯·莫尔写下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乌托邦》。他认为：“原来社会各种罪恶的根源竟是财产私有制度！” 他渐渐相信，只有彻底废除私有制度，公平分配财富，人类才能幸福地生活。他设想在乌托邦，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人们吃饭在公共食堂，连住房也是公有的。乌托邦的城市规划得很好，布局合理，建筑美观，家家都是花园洋房。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由此萌生。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涌现出三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英国的欧文，他们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达到顶峰。
圣西门论述了实业制度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并以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论述了他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傅立叶他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灾难，把他所追求的理想制度的基本单位称为“法郎吉”，并对这个“和谐社会”进行了详细描述。欧文则是直接实践，于1824年到美国购买了8万英亩土地，建立起共产主义劳动公社，但因实验失败而一贫如洗，于是回到英国，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行了30年的活动。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里昂纺织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英国宪章运动这三大工人运动的产生，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在这个背景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应运而生。
早年，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成立了一个秘密革命组织正义者同盟。1847年初，他们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并对同盟实施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马克思恩格斯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的委托，为该同盟起草了纲领，即《共产党宣言》，并于1848年2月发表，这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依据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
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途径是，无产阶级通过开展有组织的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夺取国家政权，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力量改造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将其转化为国家财产；
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阶级、阶级差别，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2、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917年3月（俄历2月），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专制统治，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俄国资产阶级很快窃取了二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成立了以李沃夫为首的临时政府，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临时政府公开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群众的示威游行，并准备建立军事专政。4月，列宁结束长期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回到俄国，制订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明确路线和具体计划，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7月组建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当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已转归苏维埃。第二天，列宁在大会上作报告，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组成了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十月革命宣告胜利。
列宁在总结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俄国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物质技术基础；
发展商品经济，巩固工农联盟；
改革党和国家机关，推进民主政治进程；
进行文化革命，提高俄国人民素质；
促进民族平等，实现无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
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通过推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现实形态——苏联模式，它的核心内容是计划经济，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并将这一成果通过1936年的宪法加以确认。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共产党，建成了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席卷全球，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开始瓦解。随着苏联红军向欧洲的推进和节节胜利，东欧诞生了一批新生的人民民主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亚洲一些国家也先后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战后，这些国家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20世纪60年代初，古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成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到1975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共有15个，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
社会主义在实现从一国到多国发展的同时，苏联模式也越出苏联一国范围，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榜样。但是，苏联模式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的形成更多地与苏联的国情相联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环境发生变化，它的弊端也便逐渐暴露出来，并在其他国家患上了“水土不服”之疾。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
在经济体制上，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抑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在政治上，个人迷信盛行，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
在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十分严重；
在思想文化领域，教条主义盛行。所以，20世纪50年代末，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呼声。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苏联、东欧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把社会主义改革推向了高潮。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改革观，导致了不同的结局：一个是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苏联东欧剧变，另一个是中国、越南等国家走出了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改革的过程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越南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人们生活得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富裕，也更加平等、更加幸福的社会”。“这是社会主义的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质量特征——以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发展阶段、具有许多优越性的品质而与之区别开来的特征”。所以，越南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就是“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态势。
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过程
1、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1905年8月20日，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立。他在为《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第一次把他的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并且特别强调此“三大主义皆基于民”。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实行这三大主义，就可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清宣统三年即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但是，在推翻一个皇帝以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皇帝”，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开始了军阀混战。这说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根深蒂固。故孙中山在弥留之际承认“革命尚未成功”，要求“同志仍需努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思想学说变为现实制度，这给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正在黑暗中摸索徘徊的中国人民提供了方向的启迪。毛泽东后来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巴黎和会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这激起国内青年学生发动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0年以后，上海、北京、广州、长沙等地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23日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集中到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成立后的第二年，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破天荒”的举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还没有哪一个阶级或政党能明确提出这一主张。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一年，就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年1月20—30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国民党之主义”为核心内容，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了反对共产党的四一二政变。在政变后的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4月28日，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在北京从容就义。
1927年毛泽东带领中国工农红军走上井冈山，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把革命的中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创造性地开辟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34年，在遭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转战到陕北。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激起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契机，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1945年，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4月24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联合政府》，提出“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样的国家制度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但是，蒋介石并不理会这一代表人民心声的国家制度，而是调集兵力、积极备战。1946年6月26日，国共两党的军队在中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
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2、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中国的诞生为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了基础。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1953年12月制发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提纲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任务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最后修订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亿万农民和大多数其他个体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
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在一个拥有五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成功地实现了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没有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个事实说明，这条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适应了中国国情，并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1953年元旦，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向全国人民宣布，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起步。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四大运动”
1、“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冬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2、“抗美援朝”——1950年6月25日，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开始大举北犯，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于10月19日赴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附近。1951年6月30日，美国政府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3、“镇压反革命”——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历时两年多，范围涉及全国几乎所有地区，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也基本扑灭，使我国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改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
4、“三反”、“五反”——从1951年至1952年，中国共产党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三反”运动），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五反”运动）。在运动中，各地揭露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国人口多、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制约着发展战略的选择，也影响和决定着党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没有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加上其他复杂的原因，照搬了苏联模式。1953年3月，毛泽东觉察到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5年底，他在党内率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面对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阐发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要注意本国的具体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最重要的教益是独立思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鉴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他提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
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1、成就与挫折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延续了《论十大关系》的正确思想，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形势，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八大还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并取得了良好的开局。
1957年，尽管经受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干扰，但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效果最好的一年。如果沿着这个势头继续发展和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实际情况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干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指出“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即所谓的“超英赶美”。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中央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毛泽东到山东农村视察。当听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到1958年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 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 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后果是，浪费了大量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民劳动积极性受到了伤害，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从1959年至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我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
2、经验与教训
1958年秋冬，毛泽东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开始着手调研、调整和纠偏。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为了解决公社化后所产生的生产、分配、福利、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纠正在办社过程中所发生的偏差，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领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作了多次讲话。虽然仍未摆脱对经济发展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但还是澄清了两个主要的理论问题。
一是明确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针对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和读书谈话中，在肯定人民公社是实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的同时，反对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明确指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不能混淆。他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
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他说，将来达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不等于就是实行共产主义。毛泽东指出，有些人总想三五年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右倾。这是错误的。两个过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两个过渡只能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不可能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立即完成这个过程。这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一样，也只能逐步完成上述两个过渡。
二是批驳了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指出，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他指出，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力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自足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毛泽东针对陈伯达等人要求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的问题。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逐步完整地表述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同时，在战略步骤上，明确提出要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即：第一步，在1980年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在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和1975年初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两次把这一战略步骤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此后，全国普遍开展了整顿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为研究进一步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在讨论中形成了《郑州会议记录》，规定了14句话作为当时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
分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
物资劳动，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第二次郑州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对公社、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职权范围作了具体划分。《郑州会议记录》对于克服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起了积极作用，表明党在纠正错误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1961年1月14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一方针，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
八字方针的提出，标志着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这对后来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工作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此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年。这一年，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了大批调查组，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所以，1961年就成为中央发布条例最多的一年。这些条例包括：“农业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科学十四条”，还有“高教六十条”和“工业七十条”。虽然国民经济起死回生，但总体情况并未出现太大好转。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他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这次大会，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自20世纪70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些历史经验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和中国元素。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理论体系上,主要体现为继承与开放、创新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及实践性相统一;在制度安排上,主要体现在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协调,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有机统一;在实践上,主要体现在目标的坚定性与手段的灵活性、过程的渐进性相适应。
关键词：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辩证统一,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中国特色,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助于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一、从理论体系上看,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立足于中国实际,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科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渊源的承续特色
从理论渊源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表现出承续性特征。这首先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从根本上看,是坚持和运用上述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必然结果。
其次,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理论飞跃的成果,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科学运用的理论结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和现实启迪,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理论来源。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有机统一体。其三个组成部分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在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立于中国实际,围绕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这一理论主题,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和系统化的结果,体现出鲜明的相承性特征。
第二,理论品格的创新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基础上,又充分体现出创新的特征。
邓小平以超人的胆识和巨大的理论勇气,针对“两个凡是”的束缚,在坚持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同时,特别强调“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并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比较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阐明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经验,形成了比较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并就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现实和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又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第三,理论风格
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有机融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这种民族性首先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前提下,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汲取理论资源。例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总体的形式融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渗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诸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其次,表现在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加以创新,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概括。邓小平理论对传统文化中“藏富于民”的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做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传统文化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与时俱进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做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论断;科学发展观对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得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论,都是既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高于上述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创造,更好地做到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最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中华民族的形式,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四,理论体系的开放特色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2 ]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个提法实际上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特色。
这一特色主要表现在,从理论自身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不仅体现于它是在借鉴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明精华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我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结果,而且体现在这一思想体系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着蕴涵有实践和时代精华的要素。
一方面,这个理论体系是在以往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从理论上提出并初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条件下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得这一理论继续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肩负起既坚持这个理论、又顺应客观实际的变化创新发展这个理论的历史责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将这一理论继续推向前进,体现了这一理论日益发展和丰富的内在规定性。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二、从制度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大异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基于中国国情自主探索的结果。相对于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体制上,与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上由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把运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功能同社会主义保证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了独特的所有制结构。在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前提下,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再次,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方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突破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只能是按劳分配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新观念。
第二,在政治体制上,与苏联模式高度集权和集中的政治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体现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突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统一和稳定的职能。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我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最高实现形式,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有效的政党制度,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第三,在文化体制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前提下保证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体制。
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文化发展多样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治国的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反对和抵制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发展中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同时,要发展多样化的文化。人民的文化需要具有广泛性、多样性的特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文化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立足点、着眼点。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多样性文化,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繁荣文化艺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从实践上看,找到了一条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领导人民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这一实践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态的总体概括和外在表征。
在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发展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伴随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这种变化及其引发的新的阶段性特征,逐步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整体发展格局。
一是适时启动和加快对外开放进程,改变了过去的封闭发展格局,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对外开放、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全新格局。二是改变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先发展起来,形成了差异化、差序化的发展格局,整个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分工、协作、竞争、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建立在竞争和效率的基础之上。三是改变了过去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不分的格局,适时推动社会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建设,整个社会开始呈现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分野、经济领域效率提高、社会领域迅速发展并开始承担社会整合和维护社会公平职能的局面。四是逐渐从外延式、粗放式发展向内涵式、集约式发展转变,经济发展开始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托,结合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我们就能清晰地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征。
第一,科学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过程,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浓郁的科学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实践特征。
首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及由此而来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科学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党始终坚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取向,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其次,立足现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科学性特征的重要标志。邓小平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列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3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现
实条件,邓小平有过精辟的论述:“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4 ]建立在这一科学的认识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经济建设中心论,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一个现实的基础上,明确了奋斗的方向和任务,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得到了升华。
再次,在发展步骤和发展规划方面,坚决纠正了战略目标超越历史阶段的急性病和战略措施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政治化的失误,坚持战略目标的现实可能性与战略措施的可行性的统一。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参照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化的经验,精心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目标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步骤。提出用10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为了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邓小平提出了循序渐进的“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开放性特征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性决定了它也必然是开放性的,开放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特征。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融入世界发展中的,本身已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它既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
其次,从内容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十分注重对各国经验、模式、手段的借鉴与吸收。在分清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实现手段基础上,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 5 ]
第三,渐进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探索和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中得以前进的,它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渐进性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史性表征的概括。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逐渐加深对“三大规律”认识的过程,是一个在摸索中前进、巩固中提高的过程,具有内在的逻辑发展理路。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问题,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 6 ]这实际上就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循序渐进性的深刻理解。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过程,既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飞跃,既有形式的改变,也有内容的更新。
第四,全面性特征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的全面发展,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不断培育、完善和优化人的社会关系,客观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实施“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既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的具体的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全面性的发展特征。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布局,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而胡锦涛同志在上述基础上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构。这一探索过程,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追求全面性特征的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路。这条道路的基本轨迹就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到走出“中国特色”。可见,只有真正弄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才能真正高举这面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旗帜。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534.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81.
[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291.
[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252.
[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44.
[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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